第二十一章 姬鹏飞恢复老字号(摘自 《王义均传》）

第二十一章  姬鹏飞恢复老字号

丰泽园饭庄的渡过难关，靠的是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丰泽园饭庄的锦上添花，靠的是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万里；丰泽园饭庄能重新挂上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原来靠的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有趣的是，丰泽园饭庄老字号金字招牌的重新亮相，还和日本朋友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朋友促成的。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王元吉和王义均做了具体介绍。

王义均说：“那是在1972年的8月，‘春风饭庄’开业不久，外交部长姬鹏飞突然来饭庄视察，我跟着书记兼经理张进宝、师傅兼副经理王世珍、大堂负责人王元吉等，一同迎接并陪同姬部长察看饭庄情况。姬部长一看整修一新的四进的四合院，又看了看新建的三层小楼，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你们做的好。’当张进宝说明了这是万里同志大力支持的结果时，姬部长高兴地说：‘万里同志就是有眼光、有气派！’”

王元吉接上话头说：“但当姬部长一看大门上的匾额时，可就皱起了眉头。当即对张进宝说：‘丰泽园饭庄是个老字号，是个金字招牌，大名鼎鼎，四海飘香！你们为什么改名叫什么春风饭庄？’我当时心里就想：‘还是大干部水平高，句句话说在了我的心坎上。我真想上前说一声：‘姬部长，您说的太好了！’但见张进宝书记—听姬部长的话，就皱起了眉头，才没敢出声。”

王义均补充说：“只见张进宝苦笑着说：‘姬部长，万里市长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指示我们恢复丰泽园饭庄老字号的名称。但上级主管领导说，丰泽园的名称刚当四旧、封建主义批判过，上级还没新的结论，恢复不恢复名称，都要慎重，不可轻举妄动，以免犯错误。’姬部长当即明确指示说：‘丰泽园饭庄是老字号，是金字招牌，不是什么四旧，更和封建主义扯不上边儿。马上告诉你们的上级主管领导，一定要尽快挂上丰泽园饭庄原来的老牌子。’”

王元吉又接话茬儿说：“姬部长走后，张进宝不敢怠慢，立即向上级主管领导做了汇报，请示怎么办。主管领导说：‘你们等等，我们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再说。’不料姬部长来视察的第二天，饭庄门口突然出现了两个日本人。”

关于日本人出现在丰泽园门口的事，王义均有声有色地说道：“在1972年前后的哪些日子里，除了外国大使馆驻地和友谊宾馆、友谊商店附近，北京城内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到身着西服革履的人和外国人的踪迹的。但有一天中午，有人说发现了怪事——有两个行迹可疑的人，总围着饭庄转。我怀着好奇心出去一看，果然见两个身着西服革履、说着日本话的人，看了饭店挂的‘春风饭庄’的牌子，拿出一张旧报纸，对照了阵子，摇了摇头；到刚修缮好的四合院，又拿出旧报纸对照了阵子，点了点头。两个人如此这般转悠了好半天，才带着迷茫的眼神，悻悻而去。”

王元吉接上说：“我们当时都很纳闷儿，有人还当做一桩‘可疑事件’，向当时的书记兼经理张进宝做了汇报。张进宝更不敢怠慢，也向上级做了汇报。据说，上级也很重视，还向市里做了汇报……”

王元吉又有声有色地说道：“不料想，在我们发现日本人围着饭庄转的第二天，姬鹏飞部长又来了。他下了汽车，一看大门口挂的还是‘春风饭庄’的牌子，不由生了气，立即把张进宝叫出大门外，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应当知道，丰泽园饭庄是老字号，是中国鲁菜名店，这个名称，关系民族文化，关系国家的声誉，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改呢？你们必须马上改正，挂上丰泽园饭庄原来的，也就是抗战前和解放前一直挂着的老牌匾。’姬部长说完，大门也没进，就上车走了。”

王义均补充说：“姬部长回到部里，大概是亲自给万里同志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姬部长走后不久，万里市长办公室就给张进宝打来电话，命令他必须按姬部长的要求，立即挂出‘丰泽园饭庄’的老牌匾。”

做为国家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为什么这么关心起丰泽园饭庄老字号的牌子呢？王义均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十分奇怪，议论纷纷。我们大伙都觉得，姬部长这么重视丰泽园老字号的牌子，很可能和国家大事有关，没准还和两个日本人前几天围着丰泽园转悠的事有关系。嘿！还真叫我们猜着了，原来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

“原来自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整整27个年头，中日两国仍处在敌对状态，没有外交关系。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不利的。经过我国政府和日本和平人士的努力，两国决定恢复中日邦交。”（笔者注：1972年9月25——3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前来访华，商谈恢复邦交事宜；此前的8月份，日本来华谈判的先遣队、自民党访华代表团，曾先后来到北京，谈判恢复邦交具体事宜）

王元吉又接上王义均的话头说：“原来日本代表团先来的工作人员中，有两位和平人士，都是有名的美食家。一位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一位早在1950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就曾来过北京，并且都曾品尝过丰泽园饭庄的菜肴。他们当时都被丰泽园饭庄的美食佳肴所倾倒。因此，其中一位大饱口福之后，还拍下了不少照片。他们回国之后，还在本国报刊上，发表了介绍中国北京丰泽园饭庄菜肴的文章，以及高悬‘丰泽园饭庄’匾额门面的照片，并且将报纸收藏留做纪念。”

王义均也补充说：“据说，这两位日本朋友在这次来北京之前，就决定公务之暇，一定要再去品尝一下丰泽园饭庄的美餐。他们怕时间太久了，记不住丰泽园饭庄准确的所在地了，就把印有丰泽园饭庄门面、牌匾的旧报纸也带上了。这就是这两个日本朋友围着丰泽园饭庄转悠、还拿出一张旧报纸对照的原因。据我分析，很可能是这两位日本朋友向外交部反映，他们找不见丰泽园饭庄了，姬鹏飞部长才亲自过问这件事，使丰泽园饭庄老字号金字招牌得以恢复的。”

关于丰泽园饭庄老字号的恢复，和“丰泽园”三个金字招牌的重新挂出，2003年11月22日，我们在访问从1960年到1975年都在丰泽园饭庄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石淑泰时，她还讲了一个动人的小故事。

石淑泰说：“我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上级有事自然是找当时的负责人张进宝同志。老张一接到市政府‘恢复丰泽园饭庄’名称、‘挂出丰泽园招牌’的指示，可就做了大难。因为他知道：丰泽园饭店大门口挂的老牌子——清朝秀才李琦于1930年写的‘丰泽园’三个大金字的金匾，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就被‘造反派’和‘红卫兵’当做‘四旧’，给砸了个‘尸骨无存’。张进宝情急之下，找几个人合计了好半天，打算采取权宜之计——请人仿照李琦的笔体，写下‘丰泽园’三个大字，压住‘春风’二字，贴在了大门口的牌匾上。”

王义均风趣地补充说：“其实，李琦老先生写的‘丰泽园’三个大金字的匾额，并没被‘红卫兵’们砸烂。而是石淑泰同志用糊弄日本鬼子的办法，把金匾保存住了。原来‘文革’一开始，石书记就预感到，‘造反派’们会砸这个金字招牌；于是，她暗中布置，叫王世珍老师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贴在匾上，盖住了‘丰泽园’三个金字。‘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来破‘四旧’、砸匾额时，一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明知‘内有文章’，但面对‘最高指示’，也没敢动手砸。事后，石书记和王世珍师傅叫人悄悄把匾额摘下来，又叫人偷偷保藏起来了。”

石淑泰笑着补充说：“当时保藏这块牌子的人，就是王义均同志。我们为什么交给王义均同志保藏呢？一是他政治品质好，靠得住；二是他会武艺，拳脚上有功夫，‘造反派’们也怕他三分。”

王义均接着说：“没过两天，在姬鹏飞外长陪同下，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丰泽园饭庄进餐，前几天围着丰泽园饭庄转的那两个日本朋友也跟来了。这两位朋友在大门口站了好一阵子，端详着‘丰泽园’三个大金字，脸色阴晴不定，叽哩咕噜地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大概，他们是在猜想：‘这牌子为什么会出来呢？’不过，他们走时，却是喜笑颜开的。据翻译同志讲，他们说：‘一点儿不错，这牌匾上的字体，这店里的菜肴的滋味，说明了此处的确是丰泽园饭庄。”

据王元吉老师傅回忆说：“我当时曾参加这次接待工作，听翻译讲，一个日本官员说：‘我们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圆了渴望多年的、中国丰泽园的美食之梦！我们回国后，应当邀请丰泽园的朋友，到日本去显显身手，使我们更多的日本人尝到中国菜的滋味！’……”

王元吉说得不错。果然不久，日本朋友就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请丰泽园饭庄的厨师到日本国表演烹艺，在日本国开丰泽园饭庄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