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万里市长锦上添花(摘自 《王义均传》）

关于万里和丰泽园的兴衰，王义均能讲说更多的史实。王义均说，万里同志关心丰泽园的事，还得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说起。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党和国家，全国人民，都遭受了极大的磨难，鼎鼎大名的丰泽园饭庄，自然也难以幸免。对此，丰泽园的史料中有如下记载：

“运动一开始，无知的‘红卫兵’娃娃和所谓的‘造反派’们，在‘四人帮’的欺蒙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支配下，就以‘破四旧’的名义，对丰泽园大开了杀戒。他们极‘打、砸、抢’之能事，首先将丰泽园极重要的历史文物——1930年丰泽园开业时、大清国秀才李琦写的‘丰泽园饭庄’的金字匾额，给砸了个稀巴烂，扔进了垃圾堆；继而将丰泽园极重要的史料——从1930年至1966年，丰泽园饭庄的文书档案、菜肴制做、菜谱菜单，给付之一炬；随即又将丰泽园的大量传家宝——张大千、齐白石、王雪涛等人的名贵字画，也当做‘封建货色’加以毁弃；然后又将丰泽园大量的珍贵器皿——清代宫廷御用餐具、系列金银质餐具、特制餐饮器皿，也都被砸烂、抛弃……”

王义均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非常痛心地说：“老掌柜的栾学堂花三十多年心血创办的丰泽园的家当，一时间搞了个荡然无存，丰泽园的老人们心情沉重极了。我亲眼见‘红卫兵’们将那些银质餐具扔上车子时，我的心就是一震；当我见他们将这些珍美器皿扔进化银炉中时，我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王义均痛心地说：“更加令人痛心和啼笑皆非的，是那些‘造反派’们将‘丰泽园饭庄’的老字号匾额‘砸烂’（我将“砸烂”二字带上引号，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并没砸着。这件事后面再说），挂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众餐厅’的牌子；他们并明令我们，不经他们‘特批’，不得烹制高档菜品；他们还叫我们这些厨师去烙大饼、蒸馒头、擀面条，去沿街叫卖……只把个好端端的丰泽园饭庄，破坏得乱成一团，面目全非，一落千丈……”

王义均还补充说：“当时，有的单位还趁火打劫，强占了丰泽园的一批房舍、餐厅，当做了堆放货物的仓库。往日名扬四海、风雅宜人的丰泽园饭庄，一时间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垃圾遍地，满目凄凉……”

王义均痛苦地说：“我当时说什么也想不通，找到我的老师王世珍（当时他还是副经理）说：‘师傅，这还有没有王法呀？周总理，余心清老、王磊市长，都说咱山东菜是国宝，叫咱们别失传，咋一下子成了‘四旧’呢？这么干，丰泽园还有啥希望？鲁菜还不完蛋？’王世珍师傅苦笑着对我说：‘爷儿们，我也闹不明白呀……反正咱们都是党员，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不过依我看，甭着急，只要咱们的手艺不丢，早晚有一天会用得着。’……”

王义均接着感伤地说：“当时，丰泽园里出现了好几个‘造反派’组织，他们都拉我参加，可我哪个组织也不参加。说心里话，我信不过他们。他们说我是‘保皇派’，说我是‘逍遥派’。我敢怒不敢言，心里说：‘我是你们的对立派！凭你们，也想坐天下？呸！’

“后来，1968年上级派来了书记田树林，1969年又派来革委会主任李凤山。我看得出来，他们想干出点名堂来，把‘大众餐厅’改成了‘春风饭馆’，也经营一些高中档的菜肴，但高档原料却极缺，只能瞎凑合。说实在话，当时我曾垂头丧气地对师傅王世珍说：‘像这么干，我还不如回家去种地呢！’王师傅还是一句老话：‘甭着急，只要咱们的手艺不丢，早晚有一天会用得着。’……”

说到王世珍的预言，王义均很有些激动。他说：“真叫王师傅说中了，1970年的一天，听说有个大干部来丰泽园饭庄视察，我在业务上还是厨房的头儿，也跟着迎接去了。我一看他那高高的个头，慈祥的面孔，再一听他那亲切的山东腔，就认出他是中央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我为什么认识万里同志呢？原来万里同志在当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就常来丰泽园吃饭；他还和余心清余老、王磊王部长一样，很会吃，对山东菜很有研究。有件事儿，我总也忘不了。”

王义均回忆说：“那还是‘文革’之前，有一次万里同志到丰泽园宴请客人，其中葱烧海参、糟溜鱼片、酱汁活鱼、乌鱼蛋汤等四道菜是我做的。万里同志品尝后，把我和王世珍师傅叫到席上，亲切地说：‘年轻人，有出息，牟常勋和王世珍师傅的手艺，你学的差不多了。糟溜鱼片、酱汁鱼，都没挑儿了。但有的菜还欠点儿火候。牟常勋师傅的乌鱼蛋汤，酸中微辣，辣中微酸，酸辣适中；你这乌鱼蛋汤，是不是酸辣味儿都稍重了些呢？王世珍师傅的葱烧海参，海参滑嫩可口，葱香清爽宜人；你的葱烧海参，是不是参发的有点过劲儿，不怎么筋道了，葱烧的欠功夫，清香气不浓呢？’”

王义均接着心服口服地说：“万里同志的这几句话，都正说到了点子上。按要求，做乌鱼蛋汤必须用上好米醋，可当时没有，我用了普通醋，所以酸味不正；按要求，做葱烧海参得用上等胶东参或大连参，得用鲜葱白的中段，可这些原料都没有，我用的都是代替品。当时，万里同志只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此，我对他印象非常深。”

王义均回忆到万里同志第一次到丰泽园视察时的情景，兴奋地说：“当时，王世珍师傅和我，做为厨房的代表，也参加了汇报会。当听店领导介绍，得知万里同志是北京市刚到任的、分管饮食服务业的副市长时，我心里一下子亮了！悄悄对王世珍师傅说：‘真叫师傅说中了，这回丰泽园有希望了，山东菜有希望了！’王师傅也笑得合不上嘴了，也对着我的耳朵说：‘咱爷儿们又有用武之地了……’万里同志见我们说悄悄话，打趣地说：‘王世珍师傅，还有王义均，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嘛，不能犯自由主义哟！’

王义均不好意思地说：“万里同志真叫提意见了，我倒没词儿了。还是王世珍师傅，有板有眼地说道：‘万市长，您看见了，我们一座好端端的丰泽园，一下子变成了大杂院、垃圾场，谁肯到这么杂乱、肮脏的地方来吃饭？高档点儿的原料，要啥没啥，这叫我们怎么经营？’”

王义均有些兴奋了。他接着说：“万里同志当即表态说：‘丰泽园饭庄的现状，还有四周的情况，我全看了。我看王师傅的意见提得很好。’万里同志随即对一位随同检查工作的领导同志说：‘通知有关部门和占用丰泽园房屋当库房的单位，限他们十天之内，把房子全部腾出，交还丰泽园饭庄！’……”

王义均更加兴奋地接着说：“万里同志的话音未落，丰泽园的人就一齐热烈欢呼鼓掌，表示拥护。万里同志接着说：‘还有，既使如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丰泽园的面积也是很不够用的。因此，我们要统一规划一下，将华北戏院的原址、周边的部分邻舍民房，也划归丰泽园饭庄，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在前院盖一座三层小楼，和后边的四合院中西合璧，相映成趣，岂不美哉！’万里大概看出我们的领导面有难色，又干脆地说：‘你们不用发愁钱，建房和修缮资金，由市政府拨款也就是了。’”

王义均说到这里，又加重语气说：“当时，我们还关心着另一件大事：‘丰泽园’的名称能不能恢复？我们正要提这件事，万里同志好似看见了我们的心，一字一板地指示说：‘还有，丰泽园饭庄，是北京的老字号，是金字招牌，是国宝，怎么可以胡乱改名字呢？改建之后，一定要恢复丰泽园饭庄的名称，就不要叫什么大众餐厅了。’”

王义均回忆说：“当时，万里同志的话音刚落，我们丰泽园的干部职工，又一次热烈鼓掌。事后，人们还欣喜若狂地说：‘我的手掌都拍疼了！’‘我都不知说啥才好了！’但是，说是说，做是做，万里同志的指示，当时并没顺利落实。原因也很简单：当时正处‘文革’时期（笔者注：“文革”是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才结束的），好多领导干部被斗了个七荤八素，胆小的人仍胆战心惊，胆大的人也心有余悸。此外，还有些人对万里同志的指示，并不以为然，背后说万里是‘复辟’。所以，对万里同志的指示，很多人持观望、应付，甚至抵制的态度。”

王义均又回忆起这件事，先是敬佩地说：“对以上情况，万里同志大概是心中有数，没过几天，又亲自来到丰泽园饭庄，检查落实他的指示的情况。他见动静不大（人们都闭口不谈恢复“丰泽园”名称的事），才又召开会议，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一定要把眼光放开、放远，要看到丰泽园是北京经营鲁菜的名店，而鲁菜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萃之一，是老祖宗的遗产，在我们共产党人手中，只能使其发扬光大，绝不能毁在我们手中；还有，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会要求逐渐吃得好些，吃得精些，我们如果看不到这点，将宝贵的饮食精萃遗弃，我们就会犯历史性错误。’”

王义均回忆着当时请况，还是不无遗憾地说：“在万里同志的大力支持、说服教育，和不断督促检查下，四合院修缮一新，三层小楼也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了北京人面前。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丰泽园的名称还没有恢复，只是将‘大众餐厅’改成了‘春风饭馆’。”

关于万里同志重整丰泽园的事，丰泽园饭庄的史料上写道：“万里市长历来关心丰泽园饭庄的建设与发展。1970年，万里同志恢复工作不久，就多次亲自到丰泽园视察，指导大家恢复正常工作。并限期让占房当仓库的单位搬走，使丰泽园四合院的风格又重现，并进行了维修。为了扩大丰泽园的营业面积，万里同志又亲自批示，将前院和相邻的华北戏院原址拆去，盖了一座三层楼。1972年4月，老四合院整饰一新，新楼落成，名厨师们各就各位，丰泽园饭庄才又正式开业，成了当时北京设备较好的饭庄之一，业务又开始兴旺起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经万里同志多次提示，人们还是不敢恢复‘丰泽园’的大名，为了雅致一些，只是将‘大众餐厅’改成了‘春风饭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