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王义均家庭小插曲（摘自《王义均传》）

第十六章  王义均家庭小插曲

1959年，王义均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人了。王义均是1953年结婚的，妻子名叫姜宜芝，他们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1955年出生，叫王爱玲；老二是个男孩，1957年出生，叫王东周；老三又是个男孩，1959年出生，叫王乐周；后来（1967年）又生了个女儿，叫王爱丽。

王义均和姜宜芝，结婚已经整整半个世纪。2003年，已是“金婚”庆期。五十年来，他们夫妻二人从青丝如墨，到满头银发，都一直互敬互爱着，他们是一对典型的恩爱夫妻。

王义均的妻子姜宜芝，自小受中国传统美德熏陶，是个地道的贤妻良母。王义均常深情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忙工作，家里的事情顾不上管，也没想到多去管；后来又经常出国，一出去就是一两年，家里的事就根本顾不上管了。因此，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宜芝一个人操持的。”

王义均具体说道：“最使我感激的，也是使我时常内疚的，是我的两位老人，主要都是由宜芝和我的弟弟、弟媳们孝养的。尤其是我的老娘，她老人家病重、病危、与世长辞，我都不在国内（当时我在美国新泽西州中国饭店工作，家中多次去电报、信件催我回国，但老板怕影响他们的利益，都没告诉我），又都是宜芝和弟弟、弟妹养老送终的。”

王义均又说道：“还有我们的四个孩子，说实在的，我也没管多少，也都是人家宜芝一手抚养大的。现在想起来，还真很后悔，感到对不住我这个老伴。所以，自打退居二线以后，只要有空，我就抢着干点家务事，比如做菜做饭，我是内行，就抢着做，并且变着法儿做得好吃点。我见老伴和孩子们吃着香甜，心中乐滋滋的，又成了一种享受。”

提起丈夫王义均，姜宜芝则深情地说：“义均这个人，从小我就了解。他为人厚道，心眼好，讲仁义，说直理，凡事儿先为工作着想，凡事儿先为别人着想。因此，我非常敬佩他的为人，所以就处处支持他。当然，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有时家里也闹点小矛盾，尤其事儿多忙不过来的工夫，我也说一两句气话。但事后我就后悔。因为义均一心为工作，一心为朋友，我不该拖累他。”

说起王义均和姜宜芝的“婚事”和“家事”，也有些小插曲。

王义均和姜宜芝的结合，虽然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二人却也是“情投意合的，两相情愿的”。其原因是双方都曾十分郑重的，在相互“考察”上都动了“真格的”。

原来王义均是福山县河北村人，姜宜芝是福山县百堡村人，两个村子只隔着一条称做“北河”的小河沟（笔者注：因为河北村南面的黄金河俗称“南河”，而此河在河北村的北边，所以人们称它为“北河”）。两个村子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双方家长对对方家世、人品自然都互有耳闻，知道对方是忠厚人家。因而经媒人介绍，双方家长是“一拍即合”。

但是姜宜芝和王义均这对尚没结婚的小两口，却都是有心人。他们各怀心事，各自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十分郑重，并且各自采取了“考察”行动。

首先是姜宜芝。她是1931年生人，比王义均大两岁，懂事多些，常听人说，有些到北京、天津、济南混事的青年，把持不住自己，沾上吃、喝、嫖、赌、抽（指抽大烟）的毛病，有的成了“败家子”，有的还长了“脏疮”，实在可怕。因此她请求父母，托本村在北京混事儿的人，对王义的的人品、行为，专门多次进行了调查。

山东人办事是认真的。姜家委托的“外调”人十分负责，对王义均的情况调查清楚之后，乘过年回家，还专门跑到姜家报告说：“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北京丰泽园是个有名的大饭庄，上上下下一百多号人，异口同声地说，王义均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小伙子，不光人品好，长的英俊，还好学上进。”姜宜芝听了这些“外调材料”，这才喜上眉梢，笑在了心头。

再就是王义均。他虽然比姜宜芝小些，可他的心眼并不少。他对姜宜芝先是“旁敲侧击”地“摸底”——如“偷偷”了解姜宜芝的长相，托朋友了解姜宜芝的人品。他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还进行了面对面地“考察”。

原来河北村和百堡村都座落在渤海边上，每当海水退潮时，两个村的男女青年们就争先恐后，到海滩上拣海味，当地人称为“赶海”。王义均为了看看姜宜芝到底是个啥模样，请假回家时，就特意一连“赶海”几次，要当面见识见识自己的“未婚妻”。当王义均看见姜宜芝这位大姑娘不光长得身条匀称、秀美端庄，而且很会干活时（专拣海参等好东西），才偷偷笑着回了北京。

常言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王义均和姜宜芝也不例外。1953年的王义均，虽然已经在丰泽园饭庄干了七八年，但还是个“杂工”，收入很有限，月薪才只有50——60斤小米，仅够一个人吃穿用，没有多少余剩，拉家带口是办不到的。因此，王义均和姜宜芝结婚以后，从1953年到1958年的五六年中，还一直是两地分居。姜宜芝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一个人在老家种地干活，侍奉公婆，抚养儿女，一点怨言也没有。

直到1959年，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王义均的收入增加了不少，月薪达到了78元。当时的78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千元。王义均觉得可以养活四口之家了，这才把姜宜芝和长女王爱玲、儿子王东周三人接到了北京。

不料这回王义均的命运却不佳——老天故意捣乱，国际风云突变，外忧内患齐来——从1960年开始，国内大面积的、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加上前苏联撤专家、逼还债，国家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时降临到王义均头上最现实的问题是：用什么东西养活这四口之家？当时国家为了渡过困难时期，对粮食、肉类、蔬菜等副食品，都实行了“定量供应”。在城市里，上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下至普通干部职工、老百姓，一律按户口、持票证购卖食物。王义均的月定量只有粮食30多斤，最多时也不到40斤，食油每月只有半斤，猪肉只有二两，白糖也只有二两，带皮的花生才只有半斤，并且只能凭票证才能买到这些平价供应的实物。

而姜宜芝和两个孩子，因为还没有上上北京市的户口，就什么票证也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姜宜芝和两个孩子，连一斤平价粮、一点平价副食品都买不到，只能靠王义均的收入和供应过活。也就是说，王义均一家四口人，一个月最高只能买到平价粮40斤、半斤油、二两肉、二两糖、半斤花生。王义均每月工资78元，不算少。但当时一斤高价点心就十来元；一斤高价玉米面，也一两元钱；一斤高价萝卜，也一元多。78元钱，能买点啥？王义均可真发了愁！

姜宜芝母子三人怎么办？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回到农村去，和老人一块儿熬日子；二是留在北京，一家四口共渡难关。王义均和姜宜芝左思右想之后，选择了后者——留在北京，共渡难关。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姜宜芝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颇有些伤感地说：“农村老家是绝对不能回去的。一是当时山东福山县老家的人，比城市人生活还困难得多。一个壮劳力出一天工，只能挣几分钱。我们回去了，只能给老家人增加负担。两位老人一定会勒紧腰带，省下粮食叫我们吃，我不忍心这么做。二是我们山东人讲究个体面，在北京混不下去，回了村子，叫人看不起。人有脸，树有皮，我不能这么回去。”

在谈到留在北京共渡难关的岁月时，姜宜芝的眉倒舒展开了。她坚毅地说：“为了让义均安心工作，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什么罪都能受。困难的那两三年，我一分饯都不乱花，就是定量供应义均的半斤平价花生，才几角饯，我也从来没有买过。孩子们见别人家的孩子吃花生，馋的流口水，我心疼地掉眼泪，但一咬牙，就是没给他们买过一回。因为几角钱就可以买我们一家人一天吃的青菜呀……”

姜宜芝比王义均大两岁，如今都七十出头了，提起当年的事，还豪情满怀地说：“当时，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们，为了义均安心工作，为了使家中老人们放心，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什么活儿都干，挖野菜，糊火柴盒，拣白菜帮子，拾煤渣，给人家洗洗涮涮……”

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时家庭生活的情形，王义均则伤感地说：“当时，宜芝累得脸色煞黄，一点血色全没了，还浑身浮肿；两个孩子都瘦成了皮包骨，只是眼巴巴地盼着吃的，真叫人看着心酸、心疼。当时，有人捞点“外快”，有人顺手牵羊拿店里的东西，可我是个党员，必须首先干好工作，邪的歪的绝不干。饭庄的工作又总是黑夜白天地忙，顾不上家。家里的这些难事，都落在了宜芝一个人肩上。如今我一想起这些事来，心中还总是内疚。”

王义均接着又动情地说：“我们家当时还真碰上了好人，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这个人，就是小时候同我在黄金河上胡闹的同班同学、绰号‘及时雨宋江’的王修德。当时，王修德的哥哥王刚德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人民大会堂在吃喝上对职工有特殊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困难小些。是他，把自己的大部粮票、油票、布票，还有他哥哥的部分粮票，月月给我家送来。当时，丰泽园组织上，还有不少朋友，见我家实在困难，都伸出过援助之手。这样，我一家才渡过了难关。”

王义均说到这里，更是激动不已。他满怀感激之情说：“老人们常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和老伴每每想起这些事，就和孩子们叨念一阵子：这要是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人就是不饿死、冻死，也得愁死；你们可千万别忘了新中国的好处，千万别忘了这些好人的恩德。”

姜宜芝也激动地说：“老人们常说：‘众人捧柴火焰高’。这话说得有理。在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帮助与关怀下，我们家从当时的四口人，已经发展成一个十四个人的、幸福的大家庭了！”老人说着，也自豪地说：“我们一家人，除了我这老太婆，用我们山东老家人的话说：现在可都成了点儿‘气候’了，我们总算没给山东人丢人！”

王义均和姜宜芝的大孙子王克，已经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则评论说：“论给国家做贡献，自然是爷爷功劳大。但是，论对家庭做贡献，还是数奶奶功劳大！再说，没有奶奶的全力支持，爷爷也做不出那么多成绩来。因此总的说来，在为祖国、为山东人、为福山人、为老王家争光上，还是奶奶功劳大！”但是，王克又老老实实补充说：“不过，要说做菜，还是爷爷做的好吃！”

说起现在的家庭成员的情况，王义均也非常满意：“使我十分欣慰的是我一生热爱烹饪事业，我们的子女们，大女儿王爱玲跳了行，在北京铁路分局设计所担任工程师；大儿子王东周跳了行，在北京汽车配件厂开车，其他的孩子都继承了我的事业。”王义均说着，扳起手指数着说：

“一是大女婿王新文，原本在丰泽园当厨师，后来在日本从事料理工作，现在回国自己开起了饭馆；

“二是大儿媳朱莲如，现在是北京天伦王朝饭店的高级面点师，全国名面点师，北京烹饪大师，第四届北京烹饪大赛金牌获得者；

“三是二儿子王乐周，原本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当厨师，现在在日本一家酒店从事料理工作；

“四是二儿媳闫凤芹，原本在丰泽园工作，现在也在日本从事料理工作；

“五是小女儿王爱丽，原本在北京长城饭店担任厨师，现在也在日本从事料理工作；

“六是小女婿刁龙，也是学厨艺的，原是长城饭店的厨师，现在也在日本从事料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