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利害面前义字当先（摘自《王义均传》）

第八章  利害面前义字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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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放初期王义均的表现，当年的老堂倌，后来的特级宴会设计师，王元吉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说：“我从1946年就和王义均在丰泽园共事，我最了解他的人品。他真不愧叫‘王义均’，他的为人行事，那可真个是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凡事都重友情，讲义气，实在叫人佩服！”

我们从丰泽园饭庄的史料对“三反五反运动”和“亚太和平会议”的记载上，和其他一些老师傅的回忆中，可见王元吉的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关上述两件大事在丰泽园引发的事件，丰泽园的史料上记载说：

“1952年，‘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开始。有人趁机煽动‘分光散伙’，许多珍贵银器被盗卖。时值‘亚太和平会议’前夕，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得知此事，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扶持丰泽园饭庄；并提出‘丰泽园不能倒闭，要保持风味’，还要接受重要任务。并随即决定饭庄在行政上归前门区政府领导，业务上由国务院典礼局余心清局长直接负责。与此同时，由国家出资，对丰泽园饭庄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北京饭庄行业的第一家。

“前门区区长李锐同志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了煽动‘分光散伙’的为首分子，使饭庄又起死回生，并全体出动，筹备国务院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盛大宴会，招待出席‘亚太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这是全国解放后，丰泽园饭庄参加筹办的第一个大型宴会。”

王元吉老师傅回忆说：“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丰泽园饭庄是个重点单位。运动一开始，管理上就乱了套，不少品质不好和私心太重的人，都想乘机捞一把。有人偷拿饭庄各种珍贵的金银器皿；有人偷拿名人字画；有人偷拿贵重原料；有人将一些家三伙四的据为己有。有人对王义均说：‘傻小子，不拿白不拿，再不动手，可就捞不着好玩艺儿啦！’王义均却说：‘老人们常说，不义之财不可贪。随便拿店里的东西，就是发不义之财，我不干。’王义均心口如一，果然一件也没拿。”

孙懋峰老师傅回忆说：“当时还有些人要把丰泽园的财产瓜分了，每人五百元（笔者注：那时的旧币五百元，大约相当现在的万把元），回家买地、盖房、娶媳妇。我当时被借调到前门区委和区政府机关做饭，我知道区领导对丰泽园发生的事非常重视，要进行整顿。我非常喜欢王义均，怕他出事儿，就连夜赶回丰泽园，问他怎么对待‘分光’这件事。

“王义均老老实实地对我说：‘看样子，丰泽园要不行了。丰泽园一垮，咱们就没饭碗子了。这个钱不拿，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拿吧，又明摆着是不义之财。你老说该咋办？’我忙对他说：‘分掉丰泽园，是胡闹，咱们可不能跟他们瞎掺合。区里很重视这件事，说不定还要处分一些人呢！’王义均当即对我说：‘师傅放心，我一定听你老的话。’王义均说话算数，果然没参加闹事儿。”

关于“瓜分”丰泽园这件事，王义均也回忆说：“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有些后怕。因为当时要不是孙懋峰师傅给我提醒儿，我很可能参加闹事儿。原因是我对饭庄的管理上也有意见，也担心失了业没饭吃。不过，当时我还是干了一件荒唐事。”

王义均提起自己干的荒唐事，有声有色地说：“那是孙师傅找我谈话以后的第三天头儿上，区政府把丰泽园饭庄的全体干部职工，都召集到了区政府的大院子里。四周围、走廊里，都有持枪的战士站上了岗。我当时十分紧张，心想：‘看样子，是要抓人。’宣布开会后，区长李锐亲自出面讲话，严肃批评了瓜分丰泽园的思想，点名批评了一些人，还当场抓起了参加抢劫、又拒不交代的主要人物。后来，一些问题比较大的人，还被清理出了丰泽园饭庄。

“当时，有位师兄，他是这次闹事的头儿之一。他进了区政府大院，一看形势严重，就偷偷把他的大英格手表摘下，塞在我的手中，悄悄说：‘义均，我怕要出事儿，这块表就留给你做个念想儿吧……’我当时心想：‘人到难处才求人，我不能不讲义气！’于是，我不光立即收下他的表，并毫不犹疑地对他说：‘师兄，你放心，要是你被抓了，这表我一定替你保存着，一定不对旁人说。你啥时候出来，我啥时候交回你手里。’这位师兄果然当场被抓，因他没太大的问题，审查了几天就放回来了，我当即把大英格表还给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件事办得甚是荒唐。说准确点儿，是我当时只顾江湖义气，违背了组织纪律，后果也是堪忧的——假如这位师兄有严重问题，自己不就成了‘窝赃犯’吗？”

关于“亚太和平会议”的情况和王义均在会上的表现，丰泽园饭庄的史料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现摘要如下。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刚过，国务院典礼局余心清局长来到了丰泽园饭庄。老板栾学堂和余心清是老朋友了，事先闻讯，早已在门外迎候。由于余心清在解放前就是丰泽园的老顾客，职工们对他印象都非常好，至少有五六十人也跑上前去欢迎他，其中就有王义均。余心清和很多厨师、堂倌都很熟，一进门就对栾学堂和欢迎他的人们说：“告诉大家说：我这次来丰泽园，可是受了周恩来总理、叶剑英主任的委托，来交给你们一项十分艰巨、又非常光荣的任务的。”

不少人听余心清这么一说，十分兴奋，有人忙问是什么任务，这么重要？余心清是很善于抓时机做工作的，他对大家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天天杀人放火，朝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咱们的志愿军战土在朝鲜战场上，天天在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了声讨与制止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这次侵略朝鲜的战争，由宋庆龄和郭沫若先生发起，要在今年的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现在已有37个国家的近370位代表报名参加。这次会议，中央决定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里举行。为什么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里举行呢？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而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大名命名的……”

   余心清见大家听得入了神，接着，提高嗓门儿说道：“同志们，告诉大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这次会议都非常重视。咱们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把接待这次会议的饮食服务工作和宴会任务，交给了你们丰泽园饭庄。同志们说，这个任务艰巨不艰巨？光荣不光荣？同志们，这可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啊……”

余心清的话讲到这里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余心清又说道：“你们的情况，我也知道点儿：运动中有人破坏，丢失了不少东西，用具不凑手了，人心也有点儿散了。这对你们执行这次任务都不利。还有，中山公园是古建筑，没大伙房，还不准在屋内点火，你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完成好这次任务，以你们的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余心清在欢呼和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被栾学堂迎接进了他的办公室。

栾学堂又把工会主席牟朝铭（笔者注：牟朝铭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48年从烟台来到北平，被派到丰泽园饭庄，以服务员的身份做掩护，做党的工作。1951年丰泽园饭庄实行“劳资双方共管”时，担任了丰泽园饭庄的工会主席）请来，这才十分为难地对余心清说：“余局长方才所讲的话，我全听明白了。这次任务，要是放在‘三反五反’之前，丰泽园能完成。现在可太难了。家具、原料丢了可以买，也可以借；中山公园没大伙房也不要紧，可以搭临时棚灶；但现在人心散了，许多人都不好好干了，还有人请长假走了，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牟朝铭同意栾学堂的看法，并补充说：“主要问题，是‘三反五反’中区里抓了几个人，遣送回乡了几个人，不少人对政府的做法不甚理解或很不理解。有人还骂骂咧咧，抵触情绪不小，有消极怠工的，还有的干脆不上班了。我来丰泽园工作时间太短，威信不高……丰泽园饭庄在这种状况下，是无法完成这么重大任务的……”

余心清听罢栾学堂和牟朝铭的话，爽朗地一笑说：“二位恐怕是还没从‘三反五反’运动中走出来，夸大了阴暗面吧？我从刚才人们欢迎我的热情劲儿上，看得很清楚：起码这些欢迎我的人，少说也有五六十位吧，我看他们都是会好好儿干的。有这么多人好好儿干，还愁不能把全丰泽园的人带起来？”

余心清说罢，又叫栾学堂把副经理吴行璋和崔友常，前堂老师傅栾曰伦、权学昌、王元吉、林承志、解北川，灶前高手郑福祥、牟常勋、孙懋峰、朱家德、王明理、康文明、臧维燮、徐寅芝，等等，都请到客厅，又动员了一番。不出余心请所料，丰泽园职工的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并且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对于当时情形，王义均回忆说：

“孙懋峰师傅从会上一下来，就找我说：‘过去，谁把咱们当人看过？有了活儿，打着骂着，像牛马一样使唤咱们。只有如今，共产党把咱们当人看了，有了活儿，请我们去商量。这就叫讲仁义。共产党行仁义，咱们可不能当推着不走打着走的驴。’我觉得孙师傅的话说得太对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虽说不会什么手艺，可我有的是力气。我对孙师傅说：‘你老说咋干我就咋干，我听你老的！’

“牟常勋老师傅会后也找到我，激动地说：‘散会后，余局长还专门留下我，拍着我的肩膀说，灶上的活儿就叫我分担了，我当时可拍了胸脯；余局长还握着老掌柜的的手叮咛说，这个重担子就由学堂兄挑了。老掌柜的虽说有难处，也拍了胸脯。义均，你和小哥儿们都好好儿说说，可得给我和老掌柜的做脸啊！义均，这可是个政治任务，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呀！’

“我听了牟师傅的话，心中也是热乎乎的。我想，老掌柜的、孙师傅、牟师傅，都对我王义均一百一，我要是不好好儿干，爹和妈就白给我起‘王义均’这个名字了！还有，那工夫我还不大懂得什么叫‘政治任务’，但我心中明白，这是关系抗美援朝、关系国家声誉的大事，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干好，难哪！当时的条件太差了。厨房就在中山公园临时搭起的大棚中，锅灶是现架的，用具都是凑起来的，极不顺手，困难成堆。亏了余心清局长亲自指挥，亲定菜单，亲在现场鼓励我们。老师傅们个个披挂上阵，使出了全身的解数；我们年青人见上级这么关心、老师傅们这么拚命干，人人情绪高涨，脏活、重活、累活，都抢着干。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余局长的表扬。余局长还说，周总理对丰泽园干部职工的表现，也很满意。”

关于王义均在会上服务中的表现，丰泽园饭店的史料中说：“王义均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几天几夜连轴转，苦累的活儿都干在前头，渴了就喝碗凉水，饿了就胡乱塞几口吃的，同志们见他一下子消瘦了许多，都劝他歇歇再干。可他却说：‘余局长还在这儿干，老师傅们比咱们更累，我年青力壮，累不坏。’

“当时，连老掌柜的栾学堂都说：‘王义均这孩子，利害面前总是义字当先，是个好样的。’完成任务后，王义均上了光荣榜。”

说起王义均凡事讲仁义、顾全大局的情形，丰泽园饭庄的老书记石淑泰同志还讲了一件具体的事。她说：“那还是‘文革’之前，饭庄人集体打扫卫生。大家知道，厨房的天窗上，是尘土最厚、油腻最多、最脏又最难擦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最高，得登两丈多高的梯子上去，才能擦；由于那个地方玻璃多，还是活动的，又最不好擦干净。因此，很多人不愿干这个活儿。我正想找个合适的人上去擦，只见王义均二话没说，登梯子爬上去，就小心认真地擦开了天窗。”

石淑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接着说：“我当时心想：多可爱的小伙子……千万可别摔着……我正想再叫个人上前去扶住梯子，只见一个平时跟王义均不对眼、又有点毛手毛脚的小徒弟，主动上前扶住了梯子……我怕出事，正想再找个人上去……但还是迟了一步：一个重大事故还是发生了……”

事隔近五十年，石淑泰说到当时情景，还揪着心说：“我担心出事儿，正要开口喊人，只见梯子一滑，王义均从两丈来高的天窗上直摔下来，咕咚一声响摔在地上，当场就昏死过去了。我懂得点抢救知识，当即组织人抢救。亏了王义均体质好，工夫不太大，就苏醒过来了。但这件事，却在丰泽园引起了一场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风波。”

石淑泰回忆说：“当时有人说：‘这是政治责任事故，应当严肃处理’；有人说：‘这是借机报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有人说：‘这起码也是失职，应当处分扶梯子的人’。当时对怎样处理这件事，我们领导上一时也把握不准，就听了听王义均的意见。王义均却坦然地说：‘凡事儿都得讲个‘实事求是’，这话是毛主席说的。照我看，这件事主要是怪我自己不小心：我明知道厨房地上油腻、发滑，上梯子之前，就应该把梯子脚抵在桌子腿儿上，梯子不就滑不倒了了吗？凡事还都得讲个‘义’字，这是老人们常说的。照我看，这事儿也怪不得师弟，他也是看重‘仁义’二字，怕我出事儿，才主动上前帮忙的；他也是没料到地上那么滑腻，才失了手的。领导上可千万别为难他。’我们尊重王义均的意见，要求大家接受经验教训，平息了这场小风波。”

在提到王义均擦天窗摔死过去的这件事情时，王元吉老先生感慨地说：“王义均就是这么个人，凡事‘义’字当先，凡事为别人着想，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当时，我们曾取笑地问他：‘你小子这次摔死，要是还醒不过来，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问你，你怎么说？’王义均得意地笑笑说：‘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跟本就没我的名字，他问我啥？你们不知道，我自打到北京，已经死过四次了：一次是1945年刚到北京，在意大织布厂，被煤气熏死过去；一次是1946年在致美楼大病，在娘娘庙里昏死过去；一次是1948年在老掌柜的家发面时，被炭气熏死过去；再就是这次……这不，又没事儿啦！咱福大、命大、造化大……’同志们听王义均这么一说，都笑了。”

王元吉还介绍说：“在尊师敬长上，王义均也是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