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营养专家于若木及国家开发银行长陈元

婚恋内情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调到陈云身边，于若木有时一面对他进行滴鼻子药水一类的护理工作，一面帮他处理杂事。不到1个月，陈云病愈了。

　　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这还得从1939年的3封信说起。这3封信是在陈云逝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内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薄熙成立即花2000元，买下这3封非同一般的信，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母亲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这几封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刚到陈云那儿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空闲时，他们在一起聊天，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于若木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

　　相处久了，陈云向于若木倾诉了他的肺腑之言，他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一起能够合得来。”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专程赶到延安。陈云认真、坦诚地向于道源讲述了他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并把对方看作女方家长的代表，郑重地征求于道源对两人婚事的意见。于道源久闻陈云之名，深知他是一位很踏实、很稳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结合表示完全赞成。

　　1938年3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了。婚礼非常简单，陈云与于若木都不喜欢铺张此事。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花了1块多钱，买了些糖果、瓜子、红枣、花生之类的东西，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大家坐在一起，纷纷向陈云夫妇致以热烈的祝贺，有的还即兴表演了节目。于若木在晚年回忆说：“事后，消息传开，有人要陈云同志请客。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

　　1939年5月28日，于若木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后来，）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在于若木写上面那封信的前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陈云给于道泉早写了一封信。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于道泉）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7年余，此后10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去年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这个事情后，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陈于二人相识相恋的经过。其中，后两句是说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而陈云寻找医疗看护结果也促成姻缘。^[1]

研究成果

80年代初，于若木涉足营养学领域并进行探索研究，先后汇集出版了《于若木文集》和《于若木论学生营养》等专著，倡导实施了护苗工程、大豆行动计划、学生营养餐及学生饮用奶计划等工程，为营养食品的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历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顾问、研究员，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首任会长，《中国学生营养报》总编辑等职，成为中国著名营养教育家。

学生营养倡导者

于老感到营养学科当时不太被人们重视，但它又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1983年，于若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一文，向有关部门吹响了要重视国民营养的号角。于老和邓书读、高影君、施承斌、朱培赋等一批营养学家一起向有关部门呼吁重视学生营养宣传教育工作，并热情关怀中国学生营养健康组织的创建工作。在于若木的关怀下，1989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成立大会，于老作为首任会长主持了第一届促进会的日常工作。于老还和一些同志一起提出并经卫生部1990年批准，将每年的5月20日作为“营养日”，2001年又经卫生部、教育部批准为“中国学生营养日”。

　　为使有关学生营养与健康工作的计划与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并引起各界的关注和支持，1991年初，于老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护苗系统工程”，并报请卫生部、教育部列入中国《2000年预防保健战略目标》计划，后两部同意纳入行政工作计划中执行，在全国取得较大成效。2002年，中国儿童中心也将“护苗工程”作为贯彻《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的一项措施立项实施。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于老听到全国有不少地区的学校因多种原因停止了学生奶和豆奶的供应，感到非常焦急，在2003年6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书提出“后非典时期坚持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建议。温家宝总理亲自在该建议上批示了学生奶（包括豆奶）供应的四条原则，即保证奶品（包括豆奶）质量，坚持群众自愿，运用市场机制，不能强求一律；国务委员陈至立也批示“按四条原则指导下一步工作”。中央领导的批示为推助学生营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了推动学生营养餐和学生奶（豆奶）工作的开展，于老不顾年老体迈，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开展学生营养餐试点工作的省市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并力所能及地协助解决在营养餐推行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同时，对保健食品企业在开发学生营养健康产品中所遇到的困难，她也不辞辛苦地亲自过问，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于老把自己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适时向中央领导反映，以期引起重视和关注。1999年，她向江泽民总书记等反映学生营养餐及学生奶推广中的困难，江总书记1999年3月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提出，“……要在中小学生中推广学生营养餐，北京要带头把这个工作搞好，还要在全国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市学生营养餐工作的发展。　

　　于老除了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外，还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她曾把自己有限的存款拿出来，通过学生营养促进会购买豆浆机捐献给有关学校。

1998年8月，《中国学生营养小报》报社决定由创办地安徽蚌埠移址北京，并向全国公开发行。报纸从申请移址到全国发行，几经周折；每当出现难题时，担任该报总编辑的于老总是设法帮助解决，甚至自己亲自到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在工商局注册时需要注册资金30万元；正当大家为资金的问题绞尽脑汁时，于若木率先从自己的离休工资中拿出1万元，并鼓励大家一起筹资。在于老的带动下，邓书读、高影君等专家、教授纷纷拿出自己的存款踊跃出资，很快筹得资金53万元。《中国学生营养小报》（后改为《中国学生营养报》，现为《中国学生健康报》）终于在北京面向全国发行，真正肩负起了宣传学生营养和健康知识的重任。

于老养生格言

　　于若木大姐系我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同志的夫人，她是我国著名的营养学家。 在于老的办公室，有一幅醒目的养生格言：多读书以养胆气，少忧虑以养心气，戒发怒以养肝气，薄滋味以养胃气，惟谨慎以养神气，顺时令以养元气，须慷慨以养浩气，胸豁达以养正气，傲冰霜以养骨气，当忍让以养和气，应谦恭以养锐气，莫怠懈以养志气。 于老会向来访的每一位客人，精辟地阐述这“十二气”的真谛，侃侃道来，令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位革命老人高尚的人品和伟岸的人格魅力！

陈元，男，1945年1月生，上海青浦人，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

　　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同志的长子。陈云的子女有：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

人物履历

　　1970年至1978年在七机部三院任技术员

　　1981年至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程师

　　1982.08——1988.03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

　　1988.03——1998.03 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

　　1998.03——2008.09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8.09——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为国开行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

2008年12月兼任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其父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陈云父姓陈母姓廖。陈元-个人风格陈元的母亲于若木对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女儿的名字为她所取，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有人根据《易经》的易理分析，陈元的名字表明：他“谦恭做事，外德人和，大事成就，一门兴隆”。 关于陈元受访的个人信息或人物专访，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他公开发表的专文和与自己工作直接相关的访谈，即使如此，也是从2002年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态势彻底扭转后才陆续出现。而陈元在媒体上较长时间的公开亮相，一次是2004年4月，受邀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畅谈开发性金融和国开行实践经验；一次是2005年3月，新华社邀请陈元到新华网做关于“中国金融科学发展之路”的在线访谈；另一次是2005年6月，陈元的父亲——众所周知的杰出国家领导人陈云诞辰100周年时，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与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的小妹陈伟兰一起缅怀他们的父亲。

社会职务

　　国内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外兼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

　　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

　　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具有研究员职称，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先后主持了中国社会主义运行机制课题研究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并在《经济研究》和《求是》等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选择(纲要)》、

《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等重要文章。出版了《陈元集——运行·调控·发展》、《香港金融体制与1997》、《美国银行监管》等论著。

陈元-管理之道与成果

　　陈元接受记者采访

　　陈元在1987年的“紧运行理论”和1991年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找出一条路来。他的经济观点也继承了父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座右铭。为了做到“实”，陈元经常下基层进行调研，每次调研笔记总是厚厚几大本，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真正引起国内业界关注的，最早还是来自于境外的评价。2003至2004年连续两年，香港权威财经杂志《亚洲金融》将国开行评为“亚洲最赚钱银行”。国开行还被《国际金融》杂志评为亚洲最盈利的银行之一。2004年，《华尔街日报》以少有的对国内银行的肯定态度，以《从放贷机器到明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借款人说“不”》为标题对国开行199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进行大幅报道。

　　而这所有的美誉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支撑：陈元到国开行任职8年来，开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连年“双降”。从2002年开始，开行不良贷款率逐步进入稳定期，处于2%以下的低位运行状态，与国际一流银行进入稳定期后的特征一致。

　　陈元在上海“首届陆家嘴论坛”开幕会上

　　在国开行内部，流传着陈元的这么一句话：“在贷款上，我只有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开行的信贷集体审批制和融资民主制。也正是这种内部机制创新，使过去的人情贷款和潜在不良贷款得以杜绝。

　　1998年以来，陈元行长领导国开行把国际先进的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结合起来，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树立国家信用与市场业绩相统一的办行宗旨，确立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的运作思路，瞄准国际标准，锐意改革，开发性金融得到蓬勃发展。

　　办一个好银行——这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座佑铭。自从1998年受命担任这家银行行长以来，陈元始终坚持着这一信念。面对加入WTO所带来的金融全球化挑战，他又给这句话加上了新的定语：办一个国际一流的好银行。

　　2005年11月，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后称上合组织银联体)在于莫斯科正式成立，在各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陈元代表中方在协议上签字，并随后当选为首任主席。此间有评论指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当选为银联体首任主席，标志着中国在通过开发性金融对周边国家发挥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有利于中国企业实施的国际合作业务，有利于中国政府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广泛合作。

　　作为上合组织银联体的倡议发起方，国开行行长陈元早在三年前就提出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成立银联体，在合作方式上以金融合作取代过去的财政和捐赠的方式，共同实现各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而出任上合组织银联体首任主席，可以说，为我国更好地实现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区域间合作的战略构建一条便捷的通道。

　　2005年12月，陈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做开发性金融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再次阐述了开发性金融的政府目标、制度建设和市场法则之间的关系。陈元与国开行的不解之缘，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要为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实践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本和参照。

　　陈元在“2008(第六届)中国并购年会”

　　陈元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而他的开发性金融发展观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被西方誉为“最有现代金融理念的银行家”。他还主持了首都发展战略研究，还担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到了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1.21%，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年稳定在国际先进水平。

　　开行初期强调自己是政策性金融，做了很多财政补贴性的事，用信贷资金扶持了不少当期效益不好的企业。后来通过开拓和建设市场来发展自己，带来了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的好转。开行在业务所及的范围内，用资金换取信用，建设体制，推动投融资体制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发育完善。在今后的发展中，准财政式的政策性金融仍将是开行业务的组成部分，但越来越多的已经是通过建设市场以寻求发展的开发性金融，把未发育的市场作为自己的发展空间，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

　　早在1999年，陈元将国家开发银行和一家小型商业银行合并，增加了1000名员工。该银行在全国的分支网络并不涉足商业贷款业务，而是被用来监督贷款。陈元把贷款决策权从前线工作人员手中移交到后台工作人员。有些客户还试图去影响后台工作人员，因此陈元设立了一个轮值委员会来发出每周的贷款审批建议——每周只在周五提出待审批的贷款项目申请供审议。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申请人所谓的“公关努力”。